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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娜‧卡列尼娜（下）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|
所謂知識上的富有可以享受心靈上的滿足。 |
以下是本書的內容簡介： 「要是他不再愛我，那該怎麼辦？」 好像只要她穿上一套更合適的服裝、梳一個更合適的髮型， 變心的他又會重新愛上她。 ☆全新譯本 ☆冷靜與熱情：真愛的2種對比面貌x封面的2集對比彩調 安娜與渥倫斯基生下愛的結晶，儘管分娩時差點死於難產，卻也因此獲得丈夫卡列寧的寬恕、答應放她自由；生產後的安娜與渥倫斯基帶著女兒出國度假，卻始終心繫留在丈夫身邊的兒子。 當安娜為著兒子謝廖沙的生日趕回彼得堡，才難堪地正視自己被整個上流社會排拒在外的事實——她沒有資格、也不應該見自己的兒子。她沒有資格、也不應該參與任何社交活動：沒有人願意與她交遊、接待她，硬要公開露面的下場只有冷眼、嘲諷及羞辱。 憂心的渥倫斯基不僅無法安撫情人，也開始害怕起喜怒無常的安娜；而無法接近兒子、也不能因誠實追求愛情而被社會寬恕、接受的安娜，則被心中的憎恨與慾望之火吞噬，慢慢踏上無法回頭的崩潰之路。 「相反的，我卻為失去這種自由而感到高興。」 在獨身時，旁觀他人的夫妻生活， 看到別人操勞、爭吵、吃醋，他只會蔑視地暗笑。 那時他認定，他未來的夫妻生活中不僅不會出現任何類似的情況…… 情況突然變了，他和吉媞的生活不僅毫無特色， 而且恰恰相反，完全由那些雞毛蒜皮的家庭瑣事所組成。 列文終於娶得意中人，然而家庭生活並不似他的幻想：他時時都有一種感覺，彷彿原先他在岸上觀賞在湖面上順利平穩航行的小舟，現在則親自坐到這艘小船上。他意識到，光是不搖晃地、坐得穩穩的還不夠，還要時刻不忘地去考慮該駛往哪兒：腳下是水，必須划船。不習慣划槳的雙手會感到疼痛，這活兒看起來挺輕鬆，而做起來雖說很開心，也很吃力。 當接到哥哥臨終的消息，吉媞堅持要跟他一起去看大伯——起初，列文以為妻子只是怕一個人待在家裡寂寞，直到抵達哥哥寄居的破爛旅社，他才發現一個女人願意、以及能夠為一個臨終病人做到哪些他從未想過的照料。兩人的婚姻生活也在瑣碎的吵吵鬧鬧中漸漸磨合，讓兩家人變成一大家人，也使列文重新認識到生活及工作的意義。 幸福的家庭無不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 ——時至今日，這句話仍不減其真實。 安娜•卡列尼娜完稿於1877年，1875年1月開始連載於《俄羅斯公報》上。小說甫發表就引發熱烈討論。托爾斯泰的堂姑母亞歷山德拉•安德列耶芙娜•托爾斯泰亞曾寫道：「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的每個篇章都轟動了整個社會，引起熱烈爭論，毀譽參半、褒貶不一，像議論的是他們的切身問題一樣。」作品共分八章，開場白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」（Все счастливые семьи похож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, каждая несчастливая семья несчастлива по-своему.），是托氏對婚姻和家庭的悟言。 故事以雙線進行，一為安娜，一為列文。托爾斯泰以兩人為軸，描寫出不同的婚姻和家庭生活，更進一步則寫出當時俄國政治、宗教與農事景象。 作者介紹作者簡介列夫‧托爾斯泰（Leo Tolstoy，1828-1910） 俄國現實主義文學最偉大的代表作家。1828年8月28日生於莫斯科以南兩百公里的貴族莊園雅斯納斯•波良納。1844年求學於喀山大學，三年後退學回家經營莊園。1852年從軍高加索，同年發表處女作《童年》（與後來發表的《少年》、《青年》合成自傳體三部曲），開始文學創作。1856年發表《塞瓦斯托波爾故事》，開創了俄國文學描寫戰爭的現實主義傳統，為作者贏得了名聲。托爾斯泰的主要創作活動，是在1861年農奴制改革到1905年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之間，這正是俄國社會大變動時期。1863—1869年，他完成了史詩性的長篇小說《戰爭與和平》。1873—1877年完成了第二部著名長篇小說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。1889—1899年完成了集中體現他晚年的思想和藝術特質的長篇小說《復活》。 序譯本序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（一八七三—一八七八）是俄國大文豪列夫•托爾斯泰的第二部長篇巨著。起初，托翁只打算把它寫成一部「一個不忠實的妻子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全部悲劇」（貝奇科夫語），僅用了五十天他便粗略地完成了全書。五年多以後，在前後用過《年輕太太》、《兩段婚姻》、《兩對夫妻》等書名後，它以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的名字問世了。 這部小說的主要意義應該包括三方面，即安娜的個人悲劇；十九世紀六○年代的俄國社會——沙龍、軍官俱樂部、舞會、戲院、賽馬……以及自傳的性質。 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開篇第一句話，對於中國讀者，甚至沒有讀過此書的中國人來說，都不陌生：「幸福的家庭無不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。」安娜是一位穿著黑衣的最迷人少婦，她善良、聰慧、生命力旺盛，男人和女人都為她著迷。她身上迸發出的愛情「含有一種暴烈的、肉感的、專橫的性格」（羅曼•羅蘭語）。其實，作家對婚姻、家庭問題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動筆撰寫這部小說前的五年，即一八六八年，這一年，他在題為《論婚姻和婦女的天職》一文中說：「男人的天職是做人類社會蜂房的工蜂，那是無限多樣化的；而母親的天職呢，沒有她們便不可能繁衍後代，這是唯一確定無疑的。」托爾斯泰借列文和吉媞的戀愛婚姻表達出這一婦女觀、家庭觀。緊隨這段話托翁又說：「雖然如此，婦女還是常常看不到這一使命，而選擇虛假的，即其他的使命……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無限性，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（即過去和現在生活著的人稱之為家庭的形式）下才能實現……因而一個婦女為了獻身於母親的天職而拋棄個人的追求愈多，她就愈完美。」由此不難理解，托爾斯泰為何將安娜命運的結局安排為臥軌自殺——在小說接近尾聲的第七部第三十章，安娜還在想著「只要辦完離婚手續，阿列克謝•亞力山德羅維奇把謝廖沙還給我，我就與渥倫斯基結婚」。既然還不犧牲個人的追求，在托翁看來，這樣的女子就完美不起來，那就讓她毀滅吧！可小說並沒有因為安娜的死亡而結束。整個第八部的十九個章節的內容，就如同《戰爭與和平》長長的「尾聲」，如果以西歐小說式的結局為標準，這已不像是「尾聲」。 可見，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不只是關注安娜的死，安娜的悲劇一直擴展到所有家庭的幸與不幸。在對安娜形象的塑造上，托爾斯泰傾注了他對人的肉體本能因素、人的倫理因素、人的「靈魂」因素、人的社會因素等的思考與體悟。在此部小說之後的《懺悔錄》（一八七九—一八八二）中，托翁還在進行著與上述內容相關的精神探索。 查曉燕 二○○六•三•廿二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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